内阁改善要抓实市镇主体获得感

2019-08-26 17:42 来源:未知

“一年减税两万多元,店里还能多招几个人帮忙,今年增收的信心更足了。”听到今年小微企业要获得新的减税“礼包”的消息,甘肃平凉一家服装店主姜女士开始盘算着怎么借助减税实现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程,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认识、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聚焦优化营商环境—— 加快政策落地 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取消药品加成、谈判药品降价、大病保障兜底、分级诊疗给力医改带来实实在在获得感

“跟以前比起来,每个月省了700多元,几乎可以说是零个税了。”湖南长沙的一名普通白领陈先生欣喜地发现,今年开始实施的个税新政,让他每月可享受子女教育、住房贷款、赡养老人三项共计4000元的专项附加扣除,每月应缴纳的税款也随之降为30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了部署。作为“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推动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又该有怎样的作为?

“政策措施出台了,关键是抓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11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商务部将按照相关要求,与有关部门一道,切实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贯彻落实,明确分工、明确时限,提高政策的落地效应,增强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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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分享受到了仓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政策,2018年公司土地使用税减免了64.74万元,运营负担大幅减轻,今年企业发展的劲头更足。”位于广东东莞的一家大型物流企业负责人满怀憧憬地说道。

政府作用:关键是要“更好”

改善营商环境见成效

患者住院药费比例降低了,医保谈判让进口药便宜了,农民生大病更有保障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看病就医总体负担减轻,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2011年的34.8%下降到2016年的28.8%,为近20年来最低水平。

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税率、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2018年,政府为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对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这一减税规模与全年超过18万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规模不小,也可见减税的力度之大。

记者:总书记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如何看待政府的角色?

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深化“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周晓飞在吹风会上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重点表现在投资贸易更加宽松便利,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办事创业更加便捷高效,营商环境评价更加激励有效等方面。

2016年,全国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到200个,90%以上的试点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今年内,全国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以药补医即将“翻篇”。大医院药费下降,带动整体医疗费用涨幅下降。国家卫计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医院次均门诊药费占比45.5%,同比下降1.7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占34.6%,同比下降2.2个百分点,5年来首现负增长。北京市今年4月8日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以来,医药费用仅增2.2%,剔除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2%涨幅后,接近零增长。

更加令人期待的是,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9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明显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无疑给各类市场主体吃下了定心丸。

朱成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就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原则: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政府是市场环境的营造者。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的作用,他没有说“更多”,而是说“更好”。

数据显示,国家发改委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会同60多个部门签署40个联合奖惩备忘录;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清理拖欠资金33.1亿元,失信政府机构履约率达到99.68%;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出台实施10项降价措施,推动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

我国部分癌症患者长期依靠进口靶向药维持生命,这些药品价格昂贵且不能报销。今年7月,人社部公布36种药品价格谈判结果,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这是我国药品医保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其中,治疗乳腺癌的靶向药赫赛汀经过谈判,由每支2万多元降到7600元,降幅近七成。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平均降幅达44%。今年以来,我国从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进行改革,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两票制”,通过压缩药品流通环节,使中间加价透明化,进一步推动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首先,对广大企业来说,减税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企业是稳定经济和保障民生的重要载体,也是减税优惠政策重点关照的对象。虽然减税减在企业身上,但受益的却是整个社会。一方面,减税将极大激发企业发展的热情,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让企业能够轻装前行,也有利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对整个行业乃至国民经济来说,减税有利于树立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政策的引导,企业将在吸纳就业、创业创新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怎么理解“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是政府要找准定位:不是参与微观具体经济活动,而是做环境的营造,让市场更有效,让企业更有活力。过去,政府习惯于直接做具体项目,醉心于做多少量、用什么模式去做,这种惯性还在,政府没有考虑自身定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换言之,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不清。

改善营商环境取得显著成效,外资领域也有突出表现。据唐文弘介绍,今年1月至9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5922家,同比增长95.1%,实际吸收外资979.6亿美元,同比增长6.4%。“在今年上半年全球FDI下降41%的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我国营商环境排名由第78位提升至第46位,客观反映了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成绩。”唐文弘说。

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我国织起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并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目前,城乡居民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2017年的450元,政策范围内门诊和住院费用报销比例稳定在50%和75%左右。2016年,我国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人均新增40元中的10元用于大病保险,对困难群众实行倾斜性支付政策,提升了大病保险扶贫济困的精准度。全国超过1000万人次受益,实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提高约13个百分点,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其次是为数众多的普通劳动者将受益。减税将为消费者送去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有利于增加居民的收入,减轻生活的负担,提升人们的消费意愿和购买力,为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提供助力。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取消15项主要涉及税收优惠办理的税务证明事项,例如取消办理房产继承免征个人所得税相关公证证明,取消残疾人、新能源车辆购置人办理有关税收减免时需提供的身份证明等等。一纸证明虽小,但关乎打通减税降费“最后一公里”,关乎便民利企“最后一厘米”,可有效为纳税人办理减、免、退税等相关事项增添便利,必将为纳税人带来更多获得感。

记者:那么,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今年是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的第5年。5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经商创业的难点、堵点问题,先后实施了一系列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举措,包括注册资本实缴改认缴、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等一系列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准入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局长熊茂平在吹风会上表示,改革也由市场监管部门单一部门拓展到部门之间相互协作与协同,比如“先照后证”“三证合一”“五证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等,并推动在自贸区试点成熟的“证照分离”改革事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减证”促“简政”。

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社区门可罗雀,这是医疗费用一度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我国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加强医联体建设,完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解决“有病乱投医”问题。2016年,19个省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呈上升趋势,部分省份超过60%。全国已有80%的三级医院开展多形式的医联体建设,双向转诊初见成效。一些常见病逐步分流到基层机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正在形成。

与此同时,在降费方面,“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稳定现行征缴方式,各地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今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这无疑将进一步激发更广泛的创业激情和社会活力。

朱成钢:过去,政府对企业而言审批的、限制的东西太多,政府的权力边界很大。政府一定要划好自己的边界,否则往往会跑出去。举个例子,政府不应该告诉大家股市涨跌,或者价格是否合理,政府应该关心价格机制的形成是否公平合理。这说明,我们还没有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放宽市场准入在行动

此外,未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将与新一轮减税降费形成有效支持配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将进一步增强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力,对民营及中小企业加快成长产生积极作用。

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取决于政府如何准确、到位地发挥作用,这是辩证关系,也是政府工作的基石。

“改革取得突出成效,但也要看到,企业办理了营业执照后还有很多行业的‘小门’难以进入,还不能有效开展相关行业的经营。”据熊茂平介绍,经初步统计,与营业执照密切相关的各行业行政审批事项多达几百项,“准入不准营”难题依然突出,市场主体准入便利化改革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政策只有进行时,利好已经在路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减税降费政策的逐步落地,必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振市场信心,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重视哪些方面的实践?

今年4月启动的“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据周晓飞介绍,此项行动分批分领域面向社会征集群众办事遇到的堵点问题,并推动各地区限期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聚焦商事服务领域,征集了20项涉及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方面的办事堵点。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涉及商事服务的20项堵点问题,解决完成率已超87%。

朱成钢: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这方面,上海自贸区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自贸区的根本目标是简政放权,就是扩大市场的边界,收拢政府的边界,改变现在政府过强、市场偏弱的现状。

与此同时,在持续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方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推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压减工作,限制性措施从93条减少至48条,投资自由化水平大幅提升。今年6月,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发布,在金融、汽车、船舶、飞机等22个领域推出开放举措。自贸试验区在文化、资源、电信等领域也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压力测试力度。

其中,自贸区最重要的举措是把正面清单改成负面清单,这等于为政府的权力划定了明确边界:政府的行为一定要依法、有出处,所谓“法无授权不可为”。同时,市场的边界放大了,“法无禁止皆可为”,市场就活了。

“2018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统一列明了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规范化和透明度大幅提升。”唐文弘说。

上海自贸区的实质是一项十分重要和典型的供给侧改革,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供给一侧的企业松绑,打开更广阔的市场。

列出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而且,这一举措已经推广开来。去年,上海要求各级政府拿出三张清单: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市场。各区县已经形成共识,都希望能对接自贸区的改革成果,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放松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制。这是促进经济更加活跃的一个途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

如何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实?相关部门都列出了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

三个“协同”显示改革进入深水区

唐文弘表示,2019年3月底之前,要全面清理取消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领域针对外资设置的准入限制,并对外资企业的政府采购、资金补助、资质许可等方面是否享有公平待遇进行专项督查。同时,督促各地区2018年底前在省级层面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处理机制,并在2019年底前,完成与现行开放政策不符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包括废止和修订。此外,加快推动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外资基础性法律。

记者: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三五”有什么新举措?

熊茂平表示,今年11月10日起,对第一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改革,推进“照后减证”。今年年底前,实现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8.5个工作日,明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

花蓓:“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提升政府监管效能、优化政府服务。分别就如何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打造服务型政府等方面提出了明确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三部分内容都提到了同一个词:协同。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健全营商环境评价机制,引导地方形成竞相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周晓飞说。

首先是增强简政放权的针对性、协同性。这几年本届政府全力推进审改工作,一方面取消了、下放了不少审批事项,另一方面部门地区对审批取消或调整的应对未能及时跟上。所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注重解决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的问题,对下放的审批事项,要让地方接得住、管得好。

姚 进

其次是运用市场、信用、法治等手段协同监管。现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对政府依法行政、有效监管提出了极大挑战,所以,政府各部门间必须加强协同监管,整合监管力量,加强数据共享。同时政府监管方式要不断创新,要善与市场、社会协同合作,运用各种方式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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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优化政府服务,加强部门间协同。要推进包括区域内、区域间、地方政府与国家部委间在内的各类协同,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记者:提出三个“协同”,是否因为改革步入深水区?

花蓓:是的。这几年,国务院强力推进,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已经完成了本届政府取消事项达到三分之一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不能仅仅停留在数量的增减上,而是更注重质量、效能,更强调放管结合,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三个“协同”,我理解不论是事前审批继续放权,还是事中事后监管着力强化,都是质的提升。

记者: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政府带来了什么挑战?

花蓓: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政府的传统管理方式而言挑战是巨大的。过去政府注重前端准入,主要是通过审批来实施管理。简政放权势必要求监管的着力点要进行调整,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是一个“短板”,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打一个比方,前端审批就像是门槛,本来是挡水的。现在门槛降低了,水都涌进来了,流向危险地带,这时候需要在危险地带围起围坝,那就放沙袋、堆土。但是如果该放沙袋的地方没放,该堆土的人没有来,那水会无限制地流动。放沙袋、堆土就好比事中监管,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是不行的。

记者: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下一步怎么做?

花蓓: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三五”规划纲要有很多新提法,比如建立监管规则、健全监管责任制、推进监管现代化等等。这也不难理解,既然政府监管职能法定,要实施监管行为,每一个领域都要有标准和规则,这是前道流程。同时,监管要权责相当,监管失职的要追责。在监管过程中,必须推进监管现代化,主要是监管手段、途径问题,方式方法要创新。

记者:政府的自我改革,最终要增强市场各类主体获得感,上海有哪些抓手和举措?

花蓓:这几年,上海按照全国统一部署,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实施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在优化服务方面,建立了市区县街镇三级政务服务体系,街镇有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区县有政务大厅,市级有网上政务大厅,也就是总理提到的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对市民来说,一个窗口就能办事,比过去更方便了。

今年上海要按照国务院要求,在浦东新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进一步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为全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落实好总书记“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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